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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课讲稿：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形成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成果。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形成。从马克思主义开始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形成，理论形态经历了从社会进化论到唯物史观再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演变，实践进程则经历了从拒斥马克思主义到照搬马克思主义再到辩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演变。
《资本论》片段翻译的开端意义
1899年，《万国公报》连载李提摩太、蔡尔康节译的《大同学》，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提及马克思名字及其学说的中文文献。《大同学》第一章援引了马克思著作中的一段文字：“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曼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正是这段文字的翻译，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门。
《大同学》的底本是颉德（BenjaminKidd）的《社会进化》（SocialEvolution）。遍查此书，仅能找到两处马克思著作的引文，均出自英文版《资本论》（Capital）。全书未提到《共产党宣言》，因此，它不可能成为前述译文的来源。所谓“纠股办事之人”乃指“资本巨头”，他们在全球进行经济扩张，比“君相”的权力还要大，后者的影响不过限制在一个国家的范围之内。垄断资本主义导致无产阶级受剥削压迫程度进一步加深，必然引起暴力革命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通过比较《社会进化》和《大同学》的相关段落，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资本论》而非《共产党宣言》的片段最早被翻译为汉语，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就哲学来说，它包含社会基本矛盾理论、阶级斗争理论以及世界历史理论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著作初传入中国之际，很多翻译都带有编译的性质。译文与原文有明显差距。汉语版相对于原版来说，显然是“另一个版本”。即便后来更为贴近原文的翻译，仍然受制于目标语言和源语言的巨大差异，所以仍然是“另一个版本”。无论是初期采用的汉语固有词汇，还是后来从日文中借来的词汇，这些译语与源语言相比，在意义和功能方面都难以完全吻合。以“bourgeois”和“proletarian”的汉译为例。《大同学》将它们译作“富家”与“穷黎”，朱执信1905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片段中则将它们译作“豪右”和“细民”，再后来，李大钊从日语中借来了“有产者”（稍后译为“资产者”）和“无产者”。这些术语都难以把它们和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揭示出来。汉语中的“产”，总是首先让人联想到“财产”（property），也就是生活资料，而马克思的“产”与“生产”（production）的关联度更高，所以主要指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尽管有了财产，但只要不占有生产资料，仍以出卖劳动力为生，那么他们的无产阶级身份就没有改变。在汉语语境中，似乎无产阶级有了财产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在德语、英语、法语语境中，引起这种误解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译文与原文之间的意义距离，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差异造成的。有时候，意识形态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译文的面貌。李提摩太深知“华人亦有步外国之后，而同受其迷者”，希望翻译《大同学》而让中国的有志之士“俯赐披览”，避免走西方的旧路，所以强化了颉德思想中“节性以救进化之弊”的方面。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加了大量按语，对译文进行了斯宾塞主义的改造，强化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观念，增添了较为浓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目的是“自强保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这里之所以讨论翻译标准问题，无非想证明这样一个观点：译文不等于原文，译文是原文基础上的再创作。翻译的限度和不确定性导致了笔者所称的“引用困境”（quotationdilemma）或“引号悖论”（dilemmaofquotationmarks）。当我们引用马克思的“原文”时，引号之内的应该是“原文”，例如德文、英文、法文等等，是作者的话，而不应该是“译文”（汉语）——译者的话。大多数人把外文作品的译文放进引号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有任何不妥。然而，就引号的定义来说，这样做确有不妥。将译文而非原文放进引号的做法产生了“引用困境”或“引号悖论”——非引用的内容与引用的形式相矛盾。国内学者做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多以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依据，其实中文版只是“桥梁”，它的意义在于将我们引向原文。
“两个决不会”影响下的“二次革命论”
陈独秀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遵循一定规律，沿着一定道路、方向、阶梯进化，不能躐等，中国也难以独异。“人类治生方法”的次第变更发展，由简单而复杂，造成了不同的经济组织的次第变更发展，社会一切组织亦随之进化。人类社会由“游牧酋长时代”到“封建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再到“无产阶级时代”，这些时代的演进是历史的必然，非人力可以阻挡。虽然在空间上各民族“进化之迟速大相悬绝”，但是在时间上“进化的历程恒次第不爽”。从这些论述来看，陈独秀无疑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基本观点。但是，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具有明显的机械化倾向。
同那个时代中国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陈独秀能读到的马克思经典著作（译本，包括节译本）非常有限。在题为《马克思学说》（1922年4月23日）的演讲中，他提到介绍唯物史观的三种著作：《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其中一段文字值得高度注意，它明显来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个社会制度，非到了生产力在其制度内更无发展之余地时，决不会崩坏。新制度之物质的生存条件，在旧制度的母胎内未完全成立以前，决不能产生，至少也须在成立过程中才能产生。”“两个决不会”成为“二次革命论”的理论来源。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封建制社会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再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这种制度肯定是保持不住的。中国产业还未发达，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因此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经过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建立，而这种制度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可能被推翻的，所以无产阶级还要等待，一直等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或者按照陈独秀的说法，至少在成熟的过程中，那时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